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电力集团王瑞宇 杨晓斌 彭远春——《大型煤炭企业走向综合能源服务企业的转型研究》

 

 

 

摘要：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化工原料和基础能源，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系社会经济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煤炭企业提出绿色低碳转型新要求。转型是企业实现能力重塑、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战略抉择，也是实现资源型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从煤炭产业性质来说，煤炭产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源、资金和技术是企业发展的命脉。当前，中国大型煤炭企业普遍面临着矿井衰老、负债过重、盈利水平低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削弱了大型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说，中国煤炭产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大企业综合化不强的特点，使煤炭行业同质竞争加大。因此，在国家“去产能”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竞争双重压力下，涌现出一批以转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大型煤炭企业。我国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对煤炭行业的整体研究，基于大型煤炭企业转型能力以及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少涉及，研究当前背景下中国大型煤炭企业向综合能源企业战略转型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煤炭企业 绿色转型 综合能源企业 

 

一、绪 论

（一）研究背景

能源供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能源的途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从畜力、风力、水力等自然动力转向化石燃料的开发和利用。化石燃料的开发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环境质量。这迫使人类逐渐寻找新的能源替代品，能源产业中逐步衍生出清洁能源产业，包括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核能等。从1977年以来，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产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煤炭消费保持稳定，变化较大的是石油与清洁能源的转换，石油消费下降，清洁能源快速发展。其中天然气提高了5个百分点，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其他清洁能源提高了8个百分点。[1]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已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但粗犷式的发展模式致使我国碳排放成倍增长，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同时近年来频发的极端气候变化正影响着我国人民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气候问题已然成为当前生态问题中的主要矛盾点。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我国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98.99亿吨（图1），碳排放约占全球的30.7%，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我国对于碳排放的控制，将会对全球碳中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社会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于2030年前努力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于2060年前力争实现碳中和。[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气候雄心峰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均明确了“双碳”目标的重要地位和基本思路。

图1  2020年 前十大国家碳排放量（单位：百万吨）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战略转型越来越成为我国煤炭行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战略转型不仅是煤炭产业的需要，也是大型煤炭企业发展经营的需要。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改革进一步推进，转型已经成为大型煤炭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的手段，但是大型煤炭企业向综合能源企业转型困难多、风险大。为了取得理想的成果，必须充分认识大型煤炭企业转型能力。

传统煤炭、煤电企业在优化煤电等传统能源发展质量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板块，在天然气、光伏发电、煤层气开发利用等领域走出了转型发展的重要一步，但是大部分煤炭煤电作为国有企业，内有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外有市场的激烈竞争，清洁能源的发展暂时不顺畅，后有传统能源短期难以被替代的实情，企业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面临前进、稳定、后腿等方面战略选择问题。此论文旨在通过研究传统煤炭企业向新时代现代新型能源集团转型发展现象及问题，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帮助企业明确战略抉择的方向。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煤炭企业战略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Baoying和Yingjiu[4]分析了煤炭科技公司战略风险来源，进行分析筛选最终确定煤炭企业战略风险评价体系。Xiaojun等[5]认为煤矿企业要提升战略管理能力，首先需要向集约化管理转变，而煤炭企业数字化系统的建立有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Sylwia[6]对采矿公司基于人力资源领域的战略管理进行论证，认为采用现代战略业务管理形成新的经济业务模式能够开发社会潜力创造新机会。Zhen等[7]认为中国煤炭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所应采取的战略路径是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天然气。这些研究更多关注资源约束与环境保护的情景下，煤炭企业的清洁低碳生产以及清洁能源的发展，而对国外煤炭企业的战略转型过程机制研究极为匮乏。Pitt[8]构建了成长型企业战略变化过程的动态模型，战略转型的动因包括：企业规模、行为习惯、人口多样性、内部冲突和员工团队、高层的变化倾向以及战略诊断。Rahmandad和Repenning[9]研究认为战略相关的能力可以建立和丢失，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该机制管理学习会导致能力侵蚀，认为能力侵蚀可能和战略相关。Appelbaum等[10]通过研究认为组织敏捷性增强有利于促进持续的战略转型，通过企业文化、动态能力识别、领导力模型三种能力提高企业敏捷性。Soparnot[11]对雷诺集团SA集团进行研究，提出战略转型三个能力维度：背景维度（context）、过程维度（process）、学习维度（learning）。

许峰[12]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研究》(2015)中指出低碳经济己成为各国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突破口。朱卫东、任志远、向成兵等[13]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18)中指出通过使用清洁能源不仅能减轻能源短缺现状、节约资源，同时在使用过程中将会产出少量的污染物甚至做到完全无污染，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发展绿色产业，并且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尹文斌[14]在《试论我国清洁能源的战略研究及发展对策》(2018)中提出我国煤炭与石油的消耗比例在逐年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在不断上升。创新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战略，须重视优化清洁能源供给管理体系，满足清洁能源的市场需求，改善清洁能源区域发展系统。金岩辉[15]在《神华集团清洁能源战略分析与研究》(2017)中指出加快清洁能源实施要加大人才、资金投入的策略建议。

 

二、煤炭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转型发展路径

煤炭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煤炭产量为3200万t。1978年,我国煤炭产量为6.18亿t。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累计生产煤炭920亿t,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累计生产850亿t,2001—2020年累计生产612亿t,约占全国一次能源产量的四分之三。[16]从人类能源利用的发展史来看,能源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和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刺激了煤炭消费。1840—1910年,煤炭消费由不足10%逐步上升至超过50%,替代生物燃料成为主要能源,历时7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内燃机的广泛使用使得1920—1970年期间油气消费快速增长,1960年油气消费比重与煤炭基本持平,到1970年油气消费已是煤炭的2倍,历时50年;全球能源结构经历了从以煤炭为主的阶段,到以油气为主的阶段,当前正向在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阶段过渡,煤炭在能源替代演进中的角色弱化是大势所趋。[17]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来看,我国社会经济需要在给定碳约束条件下实现绿色高质量增长,煤炭工业需要为此提供能源保障、完成绿色转型升级,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历史贡献。未来数十年,我国煤炭及能源工业的发展路径取决于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关系,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实现节能减排与“碳达峰、碳中和”。[18]

（一）短期预测

从短期发展形势来看(2021—2030年),煤炭仍然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应保持在年均5%左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2020年,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按照5%左右的增速测算,到2030年,我国GDP将较2020年增长三分之二,达到160万-170万亿元。[19]经济体量的增长要求更高效率、更大规模、更加安全的能源供应。首先,在供应能力方面。2020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为22亿kW,其中,煤电10.8亿kW占49.1%,风电太阳能合计5.35亿kW(并网)、占24.3%;我国发电量7.62万亿kWh,其中,煤电5.17万亿kWh、占60.8%,风电太阳能合计7276亿kWh、占9.5%。[20]照我国的碳达峰时间表,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装机达到12亿kW甚至15亿kW以上,以当前的出力情况测算,风电、太阳能很难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还需要新建部分核电、水电、(严格控制的)优质火电等进行补充。其次,从实际操作方面,风电、太阳能出力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波动性,随着装机的大量增加,其消纳问题、电网系统的平衡问题将会凸显,价格形成、市场设计等机制运行尚不顺畅,智能、控制、储能等关键技术尚需研发突破。此类问题将严重制约可再生能源的发挥空间,需要在较长时间逐步加以解决。比如,在极端天气情况下,2021年2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停电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新能源出力不稳定、煤电装机占比低及利用小时下降伴生的系列问题。

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量为49.8亿t,其中,煤炭约41亿t(进口3亿t)、占56.8%。到2025年,根据《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国内煤炭产量控制在41亿t左右,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t左右。[21]到2030年,根据《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22],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t以内,届时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5%左右,假设天然气达到15%、石油消费比重维持于19%,煤炭消费仍将占据41%的比重,对应约36亿t煤炭。考虑到我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以及油气的碳属性,如果没有系统性的突发事件影响,煤炭消费比重有可能还在45%左右,对应约39亿t煤炭,也就是较2020年比重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可见,煤炭消费在“十五五”时期将逐步减少,但煤炭仍然是我国最大的能源供应主体。

因此,预计在2021—2030年,可再生能源运行机制和技术能力逐步完善进步,供应能力逐步增强,将主要占据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量部分、主要实现对煤电的增量替代,尚不具备快速大量替代煤电存量的条件。该时期处于我国煤炭消费的峰值平台的后半段,煤炭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不会改变。

（二）中期来看

从中期发展形势来看(2030年至21世纪中叶),我国逐步形成多元化的能源结构,煤炭仍将是兜底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在此期间,由于经济体量的增长及质量的提升,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降至3%-4%区间逐步进入中、高等发达国家行列。我国煤电机组进入退役高峰,20世纪90年代,我国火电装机进入投建小高峰期,按照30-40年设计寿命,这部分机组会在2020—2030年间逐步退役。从2003年至今,我国火电装机进入投建大高峰期,这部分机组将在2030—2060年间逐步退役。[23]随着新能源装机的增加、电力市场新机制和电网调控技术的成熟,退役火电机组的电量将被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先进优质火电装机替代。在此阶段,新能源对煤电的替代将由以增量替代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存量替代为主,煤炭消费比例及绝对量均进入趋势性缩减周期,但煤炭在我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中的兜底保障作用不会改变。

在能源转型较早的欧洲,经过二、三十年的低碳化发展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前,欧盟煤炭消费量一直维持在10亿t以上,处于数量高、比例降的状态。随着能源转型,20世纪90年代后,煤炭绝对消费量及比例双降。现在,欧盟可再生能源(含水)消费比重已经超过煤炭,但煤炭仍然很重要。

（三）长期情形

从长期发展形势来看(21世纪中叶以后),煤炭在我国资源结构中仍将有一席之地。在此期间,预计我国经济仍有2%-3%的潜在增速。经济增长必然需要能源支撑,按照21世纪中叶的“碳中和”目标,即使是理论化的BP预测和IPCC预测,煤炭仍然有发展的一席之地。首先,“碳中和”并不是零碳排放,随着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的大量增加、碳捕捉储存利用(CCUS)技术的进步,煤电及煤炭仍然有存在空间。其次,全社会仍然需要大量的煤基化工产品,煤炭可以实现从以燃料利用为主到以原料利用为主的转变。再次,随着新能源发电的大量增加,需要大量增加灵活性煤电机组发挥调峰作用,煤电项目可以保障合理收益;2018年我国灵活性调节装机比重为5.9%,预计2025年达到9.4%,远低于欧美国家水平(美国49%、西班牙34%、德国18%),发展潜力较大。[24]最后,考虑到我国油气缺乏的能源赋存结构,届时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和安全。因此,从长远来看,煤炭工业仍然可以走出一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三、双碳背景下煤炭企业发展方向及转型研究

煤炭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复杂、系统的长期工程，不仅需要企业内部践行绿色、低碳之路，而且需要企业外部提供转型政策支持，共同驱动煤炭企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一）内部革新是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要求

1.发展洁净煤、CCUS等绿色高新技术煤炭企业应开展绿色高新技术创新。

高新低碳技术是完成双碳目标、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煤炭的特性决定了煤炭是高碳排放能源，要实现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就必须将洁净煤技术与CCUS技术结合使用，通过清洁技术解决煤炭生产中所产生的灰尘及含硫气体，再利用CCUS及时将排放的碳进行捕捉、利用或封存，使其资源化，从而实现煤炭生产的绿色化、低碳化。[25]但目前洁净煤技术无法与“双碳”目标相匹配，CCUS的经济应用成本偏高、规模小且无法直接转换为企业的经济增长。因此，煤炭企业必须坚持以绿色低碳为前进方向，加大洁净煤、CCUS科研创新的力度，增强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完善碳排放处理配套设施，优化碳排放处理流程，通过发展低耗能的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企业、摒弃落后产能，降低绿色低碳经济成本，加快煤炭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2.整合优势资源，优化能源供给

煤炭企业在“双碳”目标下应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煤炭企业可以利用矿区地理位置优势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利用地下矿井的高温发展地热开发利用技术，做到煤炭资源与清洁能源的深度互补。[26]煤炭企业要发挥资源优势，使煤炭资源与风能、光能、热能等清洁资源协同发展，构建绿色、安全、高效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给，减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于煤炭的依赖程度，同时缓解煤炭企业碳排放压力，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3.提升碳全面预算管理

发展碳预算管理是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管理措施。煤炭企业通过建立碳预算管理，不仅可以升级企业现有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还可以合理运用预算管理系统为煤炭企业碳排放决策和生产经营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进行实时调控，有助于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进行成本控制。[27]发展企业碳预算管理可以顺应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切实满足“双碳”目标下企业碳排放的科学管理的需求，促进我国煤炭企业朝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

（二）外界的政策支持是煤炭绿色低碳转型的外在条件

1.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碳税政策

基于市场运行机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碳税等减排措施与“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相比，可以更持续、更有效地提升碳减排效率，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这将在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作为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导者，要建立健全市场化经济政策体系，在发展中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与碳税政策，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对煤炭等排放高、集中度高的企业，落实碳排放交易机制，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后，逐步降低其免费碳排放额，合理控制碳排放交易价，使碳排放的市场价值能够得到真实反映，从而以市场化机制推动煤炭企业采取低碳减排措施，自觉进行绿色低碳转型。[28]同时，对碳排放分散、监管困难的煤炭企业征收碳税，规范其碳减排义务，并对碳排放合格的煤炭企业可以提供适当碳税优惠，缓解其绿色低碳转型压力。

2.提供绿色金融支持

绿色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机制，也是实现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煤炭等能源供应企业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大量金融投资，投资需求主要包括新建基础设施投资和既有设施改造的投资，也包括绿色转型下加速煤炭资源基础设施退役的资产损失与搁置成本。此外，煤炭企业科研创新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了满足绿色低碳转型的投融资需求，提高绿色高新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应发挥主导作用，倡导金融服务机构围绕“双碳”目标推动产品创新，并利用现有的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为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持。同时要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建立针对煤炭企业绿色创新的专项激励补贴政策，弥补绿色低碳转型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成本差距，缓解绿色低碳技术的成本压力。建立绿色生产投融资机制，加大投融资力度，为煤炭企业提供绿色IPO、绿色贷款等专项扶持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切实为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顺利进行提供资金支持。

3.完善碳排放审计制度

建立健全碳排放审计制度，对煤炭企业碳排放的合法性和效益性及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进行持续的监督、鉴证及评价。第三方审计要以政策、项目、资金为主线，开展对“双碳”目标政策的审计，关注转型过程中“双碳”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差的情况；对节能减排项目的实施和效果、污染防治的进展情况进行审计；对绿色低碳转型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强调对减碳资金预算安排情况、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及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的审计。[29]通过构建碳审计标准，强化对煤炭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的持续监督，督促帮扶煤炭企业提升碳排放管理能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煤炭行业出现的变化,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当前产业和技术创新布局的成因,由于路径依赖和企业在跨界搜索方面存在的障碍,煤炭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围绕绿色低碳进行布局,但成效有限。当前,能源转型提速,除了市场力量的推进,也需要政府发挥调节作用,更好的推动企业转型发展,实现平稳过渡,保障能源安全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煤炭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需要谨慎乐观，充分考虑绿色低碳化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在未来的四十年里，煤炭企业应牢牢抓住时代机遇，自上而下共同应对“双碳”目标，积极推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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